牆腳數字暗藏玄機，北京朝陽一庫房疑為侵華日軍修建
一棟外觀普通的庫房，經過文保志願者的細緻觀察，找到了不尋常的歷史信息。近日，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王嵬發現，在雙橋中路10號院內一座庫房的標牌上，印有阿拉伯數字“2600”。他判斷，這可能是日軍為紀念“皇紀二千六百年”而留下的歷史坐標。在北京地區的侵華日軍建築遺存中，此類標記非常罕見，北京青年報記者已將相關情況反映至朝陽區文物管理所。
嵌牆標牌或為日軍侵華印記
近日，王嵬在整理昔日考察照片時，一組意外入鏡的阿拉伯數字引發他的關注。他曾赴雙橋中路10號院探訪鐵路遺跡，院內一棟磚砌建築因窗台採用斜向碼砌，與他在東北所見的老舊營房做法如出一轍，遂將其攝入鏡頭。不料回家細審照片時發現，牆腳處一方水泥標誌牌上，清晰可見數字“2600”。
這組數字在王嵬看來，絕非尋常的施工編號或度量標記，而極有可能是建造者為紀念“皇紀二千六百年”所留印記 —— 若此推論成立，則該建築的營建年代當直指1940年，且與侵華日軍密切相關。
針對“皇紀二千六百年”這一概念，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謝任，曾在《抗日戰爭研究》期刊上發表題為《慶典中的政治：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與中國淪陷區》的文章。文中記述：明治初期，日本政府將傳說中的第一代天皇即位之年（公元前660年）定為“皇紀”元年。依照這一算法，1940年正是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。為紀念這一“百年一遇”的重大時刻，日本決定於該年11月10日、11日舉行規模盛大的“紀元慶典”，各殖民地、占領地也都被捲入其中。
庫房附近曾遺存有碉堡
王嵬關注的這棟老建築，坐落在雙橋中路10號院內，現產權歸屬中國農墾集團有限公司。北青報記者步入該院看到，正對大門的一棟建築採用紅磚砌築，平面呈東西長、南北窄的矩形，坡屋頂，東西兩側為山牆，目前用作庫房出租。記者在此建筑北牆下方找到了水泥標誌牌，牌長38厘米、高20厘米，其中印有阿拉伯數字“2600” —— 這正是引發王嵬關注此建築的焦點所在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建筑西北側約100米處，曾有一座磚砌碉堡，是該院的附屬建築。十年前（2016年）記者曾走訪此地，所見碉堡呈低矮的圓柱形，頂部為穹窿結構，東南側開有門洞，牆壁上高低錯落分布著多個射擊孔，射孔內砌有扇形槍台。當時，該形制碉堡在朝陽區僅此一座。然而，半年後記者回訪發現，此碉堡已不復存在。目前，豐臺區程莊路旁尚存一座形制相同的碉堡，是侵華日軍“西倉庫”建築遺存，已被公布為不可移動文物，可作為對比參照。
王嵬指出，雙橋中路10號院的地理位置特殊，其緊鄰日軍修建的通古鐵路（通縣至古北口），且碉堡足以佐證其曾用於軍事目的。此外，他還查閱到一份1945年2月的航拍照片，顯示該院當時已經建成。
民間記憶中的日軍馬場
為探究雙橋中路10號院的歷史淵源，北青報記者走訪了多位當地居民。據他們回憶，該院平面呈正方形，院牆四角各築有一座碉堡，1949年以後陸續被拆除，記者2016年拍攝到的碉堡位於該院的西北角，是院中最後一座碉堡。對於雙橋中路10號院最初的用途，居民均稱其為日軍的養馬場。
朝陽區作家協會主席紅孩（筆名）在雙橋一帶土生土長，據其了解，雙橋中路10號院過去疑為日軍建造的養馬局，1949年後仍繼續用於養馬，直至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。此外，北青報記者致電雙橋中路10號院的管理單位——北京中墾華信物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（雙橋物業部），一名工作人員也表示，曾聽聞此院為日本軍馬場的說法。
北青報記者查閱《北京市朝陽區地名志》了解到，雙橋附近的五井村一帶，1945年以前曾是侵華日軍農場的稻田，北與軍馬莊相接。志書中所載“軍馬莊”，正位於雙橋中路10號院的位置。這一地名信息，或為該院歷史用途的間接佐證。
日前，北青報記者致電朝陽區文物管理所，據一名工作人員介紹，在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期間，他們曾邀專家前往雙橋中路10號院調查，但未將院中的建築認定為文物。該工作人員同時指出，關於雙橋中路10號院曾是日軍養馬場的說法，目前僅限於傳說，他們尚未找到明確的史料記載，不過對於記者反映的“2600”標誌牌，他們會去進一步了解。
京包兩地“2600”標牌互為印證
關於北京地區的“皇紀二千六百年”遺存，早在2015年便有媒體報道稱，豐臺區文物所當年發現一塊石碑，正面刻有“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碑”字樣，據推測其出自侵華日軍在豐臺修築的軍營。
無獨有偶，包頭市文物保護單位“包頭二十中學日軍營房舊址”亦提供了重要參照。該舊址為日軍侵占包頭後修建的兵營，現存兩座營房，其建築形制與雙橋中路10號院的房屋頗為相似 —— 窗台同為斜向碼砌，其中一座營房的牆壁上同樣嵌有“2600”字樣的水泥標誌牌。此外，該舊址還遺存有碉堡，其形制與雙橋中路10號院原西北角碉堡相近。
針對上述關聯，北京建築大學王銳英教授分析認為，雙橋中路10號院內的建築，形制類似廠房、車間或倉庫，也有可能是聯排式兵營。其碉堡火力部署強大，但側重於防護場院主體建築，而非瞭望或監視周邊較大區域。這樣的布局表明，被防護的場院和建築相當重要，且需保持隱蔽。因此，對於當地流傳的日軍“軍馬場”一說，王銳英推測，亦不排除日軍以軍馬場為幌，實際在院內儲存槍械、彈藥等軍需物資。
王銳英進一步指出，僅憑“2600”的標誌牌，難以對該建築的身份作出確切判斷，但有了包頭日軍營房舊址這一重要參照物，便足以肯定該建築系侵華日軍修築。標誌牌置於牆壁根部，其含義即為奠基之意，由此推斷，雙橋中路10號院的建造時間大概率就在1940年。
文/北京青年報記者 崔毅飛
編輯/ 張麗
簽發編輯/ 樊宏偉
窗台（攝影/北京青年報記者 崔毅飛）
水泥標誌牌（攝影/北京青年報記者 崔毅飛）
標誌牌位於牆腳處（攝影/北京青年報記者 崔毅飛）
碉堡（崔毅飛攝於2016年）
雙橋中路10號中的建築（攝影/北京青年報記者 崔毅飛）
包頭二十中學日軍營房舊址中的水泥牌（攝影/黃翔）
